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啊嘶~少年仔,要不要来点自由主义啊~

来源:必赢3003app_星力九代活动新注册送分      2020-06-25 06:42:30     阅读次数:320

啊嘶~少年仔,要不要来点自由主义啊~

1987年生的宜兰人,在哲学系所打滚了九年,最希望的是有朝一日哲学家讲话能让大家都听得懂。

现代社会最难解决的争议,常常是那些涉及多元价值的争议:两群人对于事实有共识,但对于价值没有共识,因此意见仍然相左。这种争议很难解决,因为冲突并不是发生在那些可以藉由科学和逻辑来判断对错的议题上,而是发生在双方对于「什幺是美好人生?」的价值判断上。

举例来说,即使这个社会已经搞清楚同性婚姻和相关经验事实之间的因果关係(例如说,我们已经可以证明:同性婚姻不会导致爱滋病肆虐,也不会导致儿童强姦案增加⋯⋯等等),你依然可以想像,会有人坚持支持同性婚姻,另一群人则坚持反对。在这个时候,反对者之所以反对,不会是他们担心爱滋病或者担心小孩受虐,而是因为他们认为同性恋的生活比较不值得过,或者同性恋的小孩比较不容易继承「性别样版」,而这会妨碍他们活出美好人生。

同样地,就算有可靠的预知能力,对于「两岸关係」在各种未来选项和面向上的发展了若指掌,大家依然可能对于台湾和中国是否该在政治或文化上「统一」没共识。在这个时候,意见冲突不会是基于对事实的认知不同(例如有人认为台独会引发战争,有人认为不会),而是基于大家对于这个岛上的人们该如何生活有不同看法。

在上述两个情境里,人们的意见冲突是多元价值的冲突,他们对于怎样的人生是我们该活的美好人生,有不同看法,并且希望藉由政治决定(同性婚姻法制化、两岸统一、台湾本土中心的国民教育⋯⋯等等),来实现自己的看法。

多元价值的冲突,如同我们不时在议题讨论上感受到的,非常难解决。许多人甚至认为,这类冲突不可能解决,也不可能合理讨论出妥协方案,最终只能在政治权力斡旋的战场上决定结果。

我自己认为这种态度过于消极,可能让我们低估解决争论的可能性,也可能让我们错失理解不同立场的人的机会。实际上,我们很难找到一个放诸四海皆準的标準,去说明人存在的意义[1]。而就算某群人找到了这个唯一真确的「生命意义」标準,他们恐怕也很难以政治的方式,强制地推广它,因为如果「被推广」的人不认同这标準,这个标準对他就没有意义。

当然,这并不是说,我们对于怎样的人生会美好,一无所知。

我们或多或少知道自己喜欢些什幺、憧憬怎样的生活,我们通常期待随着年龄增长,自己在这方面得到越加肯定的答案(即便这些答案是藉由推翻自己过去的信仰得来),而我们通常也做得到,或多或少。

到了一定年纪,如果够幸运,我们通常会大略了解自己想要的美好人生长什幺样子。不过就算如此,我们大概不会很肯定地认为,自己同时也知道别人的生活该怎幺过会美好。当然,我们大概可以判断,如果你得到十万块,生活可以更美好,但我大概无法回答,这十万块要用来换什幺,对你最好。更重要的是,我们大概可以同意:一种生活方式是否美好,很大程度取决于当事人是否认同它。(反过来说,若一个人认为自己找不到生命意义并为此苦恼,他多半也缺乏特别认同的美好生活方式。)这代表,即便你找到了唯一正确的生命意义,大概也无法依靠强制力,让大家都以此方式过活,即使可以,意义也不大。

给定这些细节,社会面对多元价值争议的合理态度呼之欲出:

社会应该让大家都有充足的自由、能力和权利,去探索自己可以认同的美好人生。社会很难替个人判断怎样的人生美好,所以社会应该避免基于特定的美好人生观,去限制其他人的自由。基于公平,社会应该尽可能地在各种美好人生观点中保持中立。

如果你认为上述说法还算合理,在各种政治哲学理论当中,或许你会喜欢自由主义(liberalism)。

在政治、经济、社会学和哲学领域,「自由主义」各指涉不太一样的东西。哲学上,自由主义是个有历史的庞大体系,体系内部有各种不同细节版本的理论,这些理论不见得互相支持,甚至可能互相竞争,不过它们的共同精神是对自由的坚持。

对于自由主义者来说,自由享有「预设地位」:每当我们试图限制自由,就必须提出好理由。以现代民主社会的话语来说,自由是预设状态,因此,举证责任永远都在支持那种会限制自由的政策的人身上,而不是自由的拥护者身上。例如说,是支持「学生若不穿制服,就应该受罚」的人有责任说明为何如此,而不是他的对手。

自由主义重视自由,除了出于价值预设,也出于实用性的考量:若缺乏资讯、思想和言论的自由,人就不容易在多元的世界探索自己的美好人生。简单地说,自由主义的国家认为自己不该替人民决定什幺是美好人生,所以必须放宽各种自由,提供探索机会。反过来说,当国家预设了某种「官方」的美好人生路线,并要求国民遂行,例如中世纪的欧洲国家,那幺,思想和言论自由的箝制就容易出现。

当然,自由并非神圣不可侵犯:所有自由主义者都会主张人没有杀人的自由,而背后的理由通常是「保存性命的自由太重要了,值得我们用杀人的自由去换」。自由主义并不代表人爱怎样都行,老前辈约翰弥尔(John Stuart Mill)说:

⋯⋯违背其意志而不失正当地施于文明社会任何成员的权力,唯一的目的也仅仅是防止其伤害他人。他本人的利益,不管是身体的还是精神的,都不能成为对他施以强制的充分理由。[2]

这段话看起来很极端,不过弥尔其实同意,在一些条件下,我们可以为了阻止人因为「理性失灵」受到严重损失,而对他施以强制力。例如在悬崖边,拉住高估自己跳跃能力的人。以现代的情况来看,弥尔或许也会支持规定骑机车要戴安全帽,以协助人们对抗「懒惰、怕麻烦」种种意志薄弱的情况。不过这些规定的特色都在于:它们并不是为了挑战人们对于价值的认定,而是担心人因为不够理性而做出有损自身认定的价值的事情。

现代自由主义者继承弥尔对于个人自由的观点。罗尔斯(John Rawls)主张说,社会应该保障每个人都享有一组平等的自由权利,包括参政权、言论自由权和迁徙的自由等等,不论你持有哪种美好人生观,这些自由都是必须的。除此之外,为了进一步保障每个人拥有公平的机会去探索和追求自己认同的美好人生,罗尔斯提出了一套方法来分配社会上的那些「泛用资源」,如财富与尊严。

粗略地说,罗尔斯认为社会的基本结构(政府体制、弱势补偿与优惠、税收等等)应该保障:当社会上出现「泛用资源」的持有差异时(例如某人赚了很多钱、拥有比其他人高的社会权力),这种差异应该要对最弱势者带来最大帮助。

你可以想像,社会出身优渥、能力稟赋强的人,恐怕会对这种分配方式不太服气:我凭自己的背景和本事得到的好处,为什幺要受到限制?不过若我们重视所有人追求美好人生的公平权利,并且不希望人仅仅因为出身的不利而降低自己对于人生的期待、失去追求的动力,那幺,我们应该会认为说,在能维持社会正常运作和生产的前提下,一定程度的重分配是必须的。

我没有能力详细介绍自由主义的发展和各种派别,但我希望上述例子可以说明自由主义对「美好人生的多元想像」的重视。不管是弥尔极端式的捍卫自由,还是罗尔斯的左倾,他们背后的主要理由当中,都包含了某种谦逊:我们不确定怎样的生活是好生活,不过我们愿意开放最多的可能性,让人们自由探索和追求,并且(以罗尔斯来说)尽量让特别弱势的人得到更多资源,有更平等的起跑点。如果有人主张说,基于特定的宗教、传统或者某种价值观,一些选项必须被关掉(例如说:上学不能穿便服、同性恋不能结婚⋯⋯),这些自由主义者会坚定地指出,我们不能基于特定的美好人生观点,去限制别人的自由,并要求支持限制的人,提出不预设特定价值观、足以说服多元社会的好理由。

如果多元价值是当代社会的现实,也是最多最激烈社会争议的来源,那幺或许针对这些社会问题最好的答案,就在自由主义阵营里。

*感谢谢世民老师和赖天恆给本文初稿的谘询建议。

NOTE

  1. 基督教等宗教试图回应这个挑战,不过以现况看来,它们顶多也只能作为一个「美好人生观」的体系,和其他人生观竞争。↩
  2. 弥尔《论自由》五南出版 pp2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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