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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省人的二二八── 澎湖「七一三事件」纪念碑

来源:必赢3003app_星力九代活动新注册送分      2020-06-28 11:00:31     阅读次数:475

外省人的二二八── 澎湖「七一三事件」纪念碑

我最早读到有关澎湖「七一三事件」的资料,是在前辈作家王鼎钧的回忆录《文学江湖》当中:

我在一九四九年五月踏上台湾宝岛,七月,澎湖即发生「山东流亡学校烟台联合中学匪谍」冤案,那是对我的当头棒喝,也是对所有的外省人一个下马威。当年中共席捲大陆,人心浮动,蒋介石总统自称「我无死所」,国民政府能在台湾立定脚跟,靠两件大案杀开一条血路,一件「二二八」事件慑伏了本省人,另一件烟台联合中学冤案慑伏了外省人,就这个意义来说,两案可以相提并论。

烟台联中冤案尤其使山东人痛苦,历经 1950 年代、60 年代进入 70 年代,山东人一律「失语」,和本省人之于「二二八」相同。我的弟弟和妹妹都是那「八千子弟」中的一个分子,我们也从不忍拿这段历史做谈话的材料。有一位山东籍的小说家对我说过,他几次想把冤案经过写成小说,只是念及「身家性命」无法落笔,「每一次想起来就觉得自己很无耻。」他的心情也是我的心情。

王鼎钧本人不是「七一三事件」的直接受害者,此事的阴影却笼罩了他的大半生,「我们这些由中国大陆奔向台湾的人,斗笠里都有一根铁丝,雷电在我们头顶上反覆搜索」。

「七一三事件」所引发的「澎湖案」,为白色恐怖首宗、也是牵连人数最多的第一大案。在抗战中颠沛流离的山东烟台联中校长张敏之,率八千名流亡师生跟随国民党政权逃往台湾,却因入台管制而暂转澎湖。军方因内战兵员渐耗,强要接收这群中学生为兵。张校长为维护学生受教权,挺身抗争,军方竟以莫须有的「匪谍」入罪,张校长和多名师生被以莫须有的匪谍罪名,逮捕下狱,严刑拷打,最后以船运往台北青年公园「马场町」枪决。另有若干学生被装入麻袋、投入海中溺毙。数千名学生被充军后受尽凌虐。

虽然「七一三事件」的规模远不如「二二八」的屠杀,但将两者放在一起更能凸显国民党政权的本质。国民党政权不仅视台湾本省人为「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挥动屠刀,杀戮不止,对渡海来台、稍有不驯服的外省人也毫不手软,在风声鹤唳之中,以杀戮来巩固如流沙般逝去的自信。这是「宁可错杀三千,也不可放过一个」的中国专制文化,与从苏俄而来的现代极权主义相结合而产生的严重恶果。

在两蒋时代,当政者明知这是一大冤案,却坚决不予平反纠正。虽然有若干山东籍官员联名提案请国民大会讨论此案,当时的行政院长陈诚以「恐影响美援」为由而取消提案。当局居然声称,「政府迁台初定,如公然平反可能造成政府困扰」;蒋介石则作出画饼充饑式的承诺,「期以反攻大陆再办。」另一方面,国防部次长杨业孔等前往张、邹两位校长家中致以五千元「慰问金」,被遗族拒绝。冤案不能平反的解释居然是「为国家留些颜面」,王鼎钧对此叹息说:「这句话表示他们承认当年暗无天日,仍然没有勇气面对光明,只为国家留颜面,不为国家留心肝。所谓国家颜面成了无情的面具,如果用这块面具做挡箭牌,一任其伤痕累累,正好应了什幺人说的一句话:爱国是政治无赖汉最后的堡垒。」

终于有机会赴澎湖,我去的第一个地方就是「澎湖七一三事件纪念碑」。此前,我在网路上看到该纪念碑落成的消息,却查不到纪念碑的具体位置。询问了很多台湾朋友,他们都没有去过。澎湖的政府网站、旅游资讯,也没有纪念碑的介绍,我只记得纪念碑在观音亭附近,那就去现场找寻吧。

外省人的二二八── 澎湖「七一三事件」纪念碑故意让人找不到的纪念碑

果然,儘管有高雄许医师、澎湖高船长以及在澎湖出生、专程从台北赶来导览的胡大哥等几位朋友带领,一行人到了观音亭附近,左看右看却没有发现纪念碑的蹤影。询问周围好几位居民和游客,人人都摇头说不知道。我们只好抱着试一试的想法,沿着荒芜的海堤边走边找。在炎炎夏日之下,走了十分钟依然一无所获。还要往前走,胡大哥一回头,惊呼:「这不就是!」

原来,如同未完工的工地般的一组石头,以及石头前数公尺之外的小小纪念碑,就是「七一三事件」纪念设施及碑文。

这组纪念设施由上百根长方体的石块组成,风格简洁明快,庄严肃穆,富于现代气息。走近仔细端详,宛如柏林市中心犹太大屠杀纪念碑的微缩版本。据建筑师赵建铭阐述,这一根根玄武岩石柱象徵当初一个个流亡澎湖的师生,在台湾这片土地落地生根,以此表达唯有大地能够抚慰人心,宽恕所有,也强调着无论本省人、外省人,一切最终融合根植于这块土地。

实际上,石柱与人形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张力:石柱刚硬,人体柔软;石柱冰冷,人体温热;石柱坚韧,人体脆弱。这种张力,反倒提供给观者以无限的想像空间: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之际,那些逝去的年轻的生命,是否如潮水般诉说各自的冤情?是否如潮水般伸张迟到的正义?

纪念设施的选择与兴建,一波三折,折射出转型正义的困境与艰难。2007 年 7 月 17 日,张敏之校长之子张彤向行政院院长电子信箱陈情,希望立碑纪念「七一三事件」。8 月 31 日,行政院函交内政部办理。11 月 19 日,内政部陈报兴建计画书。12 月 6 日奉行政院核定,有关手续很快走完。然而,纪念碑尚未动工,即迎来政党轮替,国民党重新上台,对此计画敷衍塞责。

于是,营建署未徵询地方意见,逕自选择在马公第三渔港建碑。澎湖县政府认为此处为旅游观光的「精华地段」,附近正在兴建多家饭店,纪念碑的存在势必影响商业发展,力主更换地点。此一变故一度引发地方政府与受难者家属的严重对立。后来,几经周折,纪念设施改在观音亭地区的海堤旁边落成。虽然游客很难找到,逝者至少拥有了一方安息之地。

数公尺之外,竖立着「七一三澎湖事件纪念设施碑文」。小小的碑体,更容易被忽视。碑文初稿由张彤提供,再由营建署邀集相关史料考证研究保存单位、机构及专家学者,召开三次碑文内容疑义会议,修整碑文并经国史馆、财团法人「戒严时期不当叛乱暨匪谍审判案件补偿基金会」最终检视定稿,然后刊刻如下:

民国卅八年(西元 1949 年)政府戡乱失利,山东省八所国立中学师生辗转至广州,由山东省政府与教育、国防两部协商来台,十七岁及龄男生从军并续受中学课程;另成立子弟学校安置其余学生继续接受教育。至澎湖后,七月十三日第四联中学生要求军方履行读书从军的诺言与军方争执,澎防部司令李振清指使枪兵刺伤学生代表李树民、唐克忠,史称七一三事件。事后,部分尚在澎湖的联中校长推烟台联中校长张敏之为代表向军方争取学生受教权,嗣后军方以共谍嫌疑逮捕,牵连师生百余人。经台湾省保安司令部判决,张敏之、邹鑒两校长及学生刘永祥、张世能、谭茂基、明同乐、王光耀共七人,于十二月十一日在台北马场町被处死刑。六年后八校学生力争退伍复学,约七百人欲赴总统府请愿,受阻于台中车站,事后卅九人被捕管训七个月,甚有四人被判刑八至十年。民国八十九年(西元 2000 年)政府积极办理补偿后,张校长等人冤案始陆续获得平反。为记取史鑒,特立此碑,并慰逝者。

由于种种外部限制,这份碑文多处语焉不详,欲语还休。

首先,碑文提及的受害者数位被缩小,仅记录了少数被处决、判刑和管训的受难者。其实,据多方回忆,当时有若干学生被捕后,军方为杀人灭口,将他们双眼蒙住,套上麻袋直接丢入海中,由此毁尸灭迹,此类失蹤者最少也有二百余人。在兵荒马乱之中,这些从中国渡海逃难的中学生,大都没有户籍资料,在台湾没有亲戚朋友,宛如沙漠中的水滴,就此人间蒸发。既然查不出他们的确实姓名和受害经过,当局就「宁可信其无」了。

其次,在这份碑文中,没有提到任何一个加害者的名字。虽然提及澎防司令李振清这个残暴的军阀,也只是平淡地陈述事实,并未将其当作加害者予以谴责。而炮製冤案、严刑逼供的国军将领和特务如韩凤仪、陈福生、赵传斌、张鸿澜、刘含华、蔡培基、张希鑒等人,一律消失得无影无蹤;主其事的最高层决策者如彭孟缉、陈诚、蒋介石等元兇更是置身事外,毫髮无伤,这些杀人兇手还能在忠烈祠享受后人顶礼膜拜。

再次,纪念碑既然以政府名义所立,就应当对受害者诚挚道歉,对为保护学生献出生命的两名校长作出褒扬。碑文却轻描淡写,一笔带过,其心态大致是「既然人不是我杀的,我来立这个纪念碑已是仁至义尽」,这跟在华沙向死难犹太人纪念碑下跪的德国总理布兰特(Willy Brandt)相比,真是判若云泥。布兰特并非身负罪孽的纳粹分子,他参与了反抗纳粹的抵抗运动,却愿意为德国人的罪孽下跪,反观某些「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国民党官员,真是「无耻者无畏」。

外省人的二二八── 澎湖「七一三事件」纪念碑那些伤痕累累、死中求活的流亡学生

胡大哥出生在旁边的村落重光里。他告诉我,当年他的祖屋被军方徵用为临时军事法庭,许多涉案师生被监禁于此并被施加酷刑。他带我们前去实地勘察。

胡大哥的祖屋大致保持了半个多世纪之前的原貌,这是一栋典型的澎湖宅院,若是在台湾或福建,只是普通的闽南风格建筑,但在贫瘠的澎湖,已算是家境殷实的大户人家。胡大哥的堂兄仍在旁边经营一个小小杂货店。

在院子内,胡大哥告诉我们,大部分被捕师生都被关押在附近最大的建筑天后宫,轮到被审讯时,才被押解到院内,暂时拘押于两边的厢房。大厅已重新整修,安置着祖先牌位,原来的木头房梁已拆去。胡大哥告诉我们,他奶奶曾跟他说,军方审讯时,将学生吊在房梁上拷打,学生的惨叫撕心裂肺,附近的居民都能听到。

老奶奶看这些十五、六岁的孩子实在太可怜,趁审讯者外出休息,悄悄搬来板凳,让被吊打者踩在板凳上,轻鬆片刻;老奶奶还拿来清水,给早已大汗淋漓、饑渴不堪的学生喝上几口。人心都是肉长的,哪个母亲不爱孩子?如果母亲看到孩子被如此折磨,还不心痛如刀绞!

在空旷的院子里,想像当年挤满军人、特务、学生的场景,当无辜的学生遇到兇残的拷问者,真是「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国民党是一个前现代的「暴力团」,国民党军队和情治系统充斥着地痞流氓—最高领袖蒋介石是上海滩流氓出身,对「文化」和「文化人」心存敌意,当这群师生的命运掌握在他们手上时,还不兽性大发、大施淫威?

受难学生之一孙序先多年后回忆,当师部决定用高压手段对付学生,张敏之校长赶来探望。学生们看到校长如同看到父母,放声大哭。张校长安慰说:「不要怕!他有枪桿,我有笔桿,我要到台湾去告他们。」张校长何其天真,在四顾苍茫的蒋介石心目中,唯有枪桿才能保护小朝廷,当笔桿与枪桿发生矛盾,蒋介石当然站在枪桿一边,牺牲笔桿。

后来,我结识了中央研究院的历史学者许文堂,他是《澎湖烟台联中冤狱案口述历史》的作者之一。我翻阅当事者讲述的不幸遭遇,真是不忍卒读。栾秉杰回忆说:「我因坚决否认,备受严刑逼供,先是遭到蔡培基以一尺余长的绳子朝头、颈、胸、背猛打,昏厥倒地后再以冷水浇醒,尔后将双手反绑在后,双脚不及地,吊挂在屋樑上。绑在手上的细捆绳深深嵌入皮肉,沁出丝丝血渍,但蔡培基毫不留情,仍是不停地抽打。……除了遭到吊挂,还受到过三、四次过电的凌迟—将电线绑在两根手指头上,鞋袜遭除去,全身过电。过电霎时如大火焚身,髮丝如细刺猬般竖立,五脏六腑炽热若火烤。」

初福山回忆说:「蔡培基打我、踢我,用一种紫色的硬绳子捆住我,打得非常厉害。我回去的时候,是跛着脚走路的,没多久,脚踝就肿得很大,本来正常的只有一个踝骨的脚,被打裂成两个踝骨了,到现在都没有复原。」王人荣回忆说:「他们用各种刑具疲劳审讯,起初是用胶底鞋打我的脸颊,要我在老虎凳上逼口供,把我的身体靠着墙壁,将我的膝盖用军用的布绑腿绑起来,在脚踝和凳子的缺口处穿进一支杆子,并将两脚慢慢往上抬,每往上抬一次,就在膝盖上垫砖块,让我疼痛不堪,失去知觉时,便灌我冷水,之后用电话线通电电我。」

这些学生的遭遇,恰如柏杨在为《十字架上的校长》一书所写的序言所说:「廿世纪的中国人,至迟在 1920 年代起,便生活在恐怖政治之中。1940 年代时,国民党退守台湾,把白色恐怖带入本岛,而大陆则全部陷入红色恐怖。中国人像两群分别被围困在铁栅里的羔羊,等待英明领袖的人物,随意生杀凌辱。」那些受共产党政权凌虐的中国人,如果读到这本访谈录,还会不会对蒋介石和国民党的「王师」充满一厢情愿的期盼呢?

当时,王人荣拿出国民党党证来为自己申辩,军官李其勇斥责说,「党证有何用处」,立即撕掉,丢进垃圾桶—程潜、张治中都是党国元老,现在都投靠共产党去了。这句话恐怕也是蒋介石四面楚歌之时的心里话。而那些连国民党党证都没有、却视蒋介石如天神的「中国海外民运人士」,愿不愿意投胎当一次受尽酷刑的山东流亡学生呢?

外省人的二二八── 澎湖「七一三事件」纪念碑十字架上的爱与公义

澎湖山东流亡学生冤案,原本是一个悲惨、痛苦、绝望的故事,张敏之校长及其夫人王培五女士,却用生命和信仰彰显了爱与公义仍然存在的事实。

我有幸结识了台湾文史工作者和出版人管仁健,彼此一见如故。管仁健在《你所不知道的台湾》系列中,写到山东流亡学生的冤案,同时他也是《十字架上的校长》和《一甲子的未亡人》这两本书的责任编辑。这两本书,是居住在加州的张校长三公子张彤寄赠给我的。

当我对山东学生冤案产生兴趣时,冥冥之中有某种神秘的力量,让胡大哥、管仁健、许信堂、张彤等人一一走到我身边,让我相信任何暴政都不能掩盖历史的真相,爱与公义必将胜过暴政—国民党製造的澎湖山东流亡学生冤案如此,中共製造的六四屠杀也是如此。儘管天安门母亲日渐凋零,儘管发誓一生为六四亡灵而活的刘晓波最终为六四亡灵而死,但水落石出的那一天必将来临,正如张彤所说:「作孤儿的父,作寡妇的伸寃者。这是《圣经‧诗篇》里的一段经文,也是我们一家人的见证。」

张敏之夫人王培五出身于山东世家,不顾家里反对谈起师生恋,独自到北京念大学,随丈夫带领山东子弟走遍大江南北,最后渡海到澎湖,却从此成了「未亡人」,烙下「匪妻」的印记。从千金小姐到政治寡妇,她忍辱带着六名子女,走头无路,谋职不易,特务如影随形,尝尽人间疾苦。

一句台语都不会的山东妈妈,要怎幺样带着六个从三岁到十四岁的儿女,在屏东县的万丹乡与潮州镇讨生活?七个人住在茅草小屋,共用一把牙刷;龙捲风过后,孩子们庆幸的不是死里逃生,而是有很多坠落的小鸟能作串烤打牙祭。大儿子扬言要去台北杀掉害死爸爸的大官;小儿子只有三岁,天天在家无人照顾;大女儿念了护校却染上肺结核。面对生活的种种横逆,王培五坚持不掉一滴眼泪。

唯有受苦之后坚信爱和公义的人,才能将苦难的眼泪结晶成晶莹剔透的珍珠。作为基督徒,王培五最喜欢的《圣经》经文是:「压伤的芦苇,它不折断;将残的灯火,它不熄灭。」在友人的帮助下,王培五先后任教于台南女中、建国中学,她的一位学生回忆说:「王老师认真负责,我们一点儿都不知道她所遭遇的悲惨命运,看不出她心中所承受的痛苦。她将内心深沉的冤屈化作一股力量,将无比的爱给了周围的子女与无数的学生,还曾实至名归地当选过全省最年轻的模範母亲。」

苦尽甘来,孤儿寡母一家相继出国,儿女都在美国这片自由的土地上奋斗有成,全家幸福圆满。三个女儿都在医疗部门工作,三个儿子更成就斐然:长子张彬为土木工程博士和大学教授,次子张彪为犹他州公路局副局长,三子张彤为史丹佛大学电机博士。十三个孙辈中,四个医生,两个律师,三个建筑师,二个会计师,一个工商管理师,也都明了祖父母的悲惨故事和奋斗历史。2014 年 6 月 24 日凌晨,王培五女士在睡梦中安详过世,享年一百零六岁,距丈夫蒙寃遇难已有 65 年了。

那幺,谁是真基督徒?谁是假基督徒?是每天在日记中摘抄《圣经》、祷告数次的蒋介石及宋美龄,还是引颈就戮、为学生捨命的张敏之,以及含辛茹苦、化剑为犁的王培五?在我的心目中,张敏之远比蒋介石伟大,王培五也远比宋美龄伟大。柏杨感叹说:「我崇拜张夫人,她用五十年之久的时间,和邪恶奋斗,所付出的痛苦,使人不忍细思,而这正提供了我们一个尊严的榜样,一个战胜巨大邪恶势力的尊严的榜样,她表面上可以低头,但内心却永不屈服!」柏杨晚年也受洗成为基督徒,与张敏之、王培五夫妇一样,沐浴在十字架的荣光之下。

蔡英文总统在行程中读完《一甲子的未亡人》,在脸书上感叹说:「我问自己,这样的人,这样的故事,在课纲调整之后,还会出现在高中生的教科书上吗?

族群、文化和思考的不同,不应成为撕裂这块土地的元素,而应是丰富我们家园的多元色彩。」是的,台湾社会的癥结,不是族群对立,而是如何用爱与公义的力量,去除独裁传统、奴才意识和暴力文化。

我期盼有一天,张家的故事以及澎湖山东流亡学生的故事,出现在台湾的中学教科书中;同样,天安门母亲的故事,也出现在中国的中学教科书中。

本文摘自于:《正义的追寻:台湾民主地图第四卷》

外省人的二二八── 澎湖「七一三事件」纪念碑正义的追寻:台湾民主地图第四卷
    作者:余杰, 黄谦贤出版社:主流出版社出版日期:2019/01/25读册生活购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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